深入学习党的二十大精神 扎实开展数字治理问题研究

2022-12-08 10:35  

在党的二十大报告中,“现代化”是最高词频,先后共出现过64次,加上“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20次,共计84次,这充分说明了我们党高度重视中国特色“现代化”转型之路的治理经验总结。在国家治理的众多维度之中,数字治理可谓愈发重要。党的二十大报告围绕“数字化、智能化、信息化”进行了多方位的论述,“信息化”出现了4次,“智能化”出现了3次,“数字经济”出现了2次,其他领域,例如,“数字中国”、“数字贸易”、“数字产业集群”、“教育数字化”等各出现1次,系统阐明了我国对数字时代治理挑战的最高回应。

随着大数据、云计算、物联网、机器学习、人工智能、深度学习等数字技术等普及与广泛应用,国家治理的数字化转型迫在眉睫。本文从政府、经济、社会、公民等多元行动主体出发,提出了国家数字治理的六大问题。

一是数字技术与多元治理行动主体之间的互嵌性问题。技术嵌入与组织调试历来是政治学、组织学、政策学和公共管理学等学术界关心的大问题之一。数字技术的快速发展与应用场景的拓展是技术革命的重要体现,先进、复杂的数字技术如何被各种类型的组织所采纳?与政府、企业、社会组织等的适配度、嵌入度是重要的理论与实践议题。此外,从学术研究的角度出发,不同的行动主体采纳数字技术的过程、模式与机制具有较强的理论应用价值,也需要未来深入探究。

二是数字政府转型的中观与微观机制研究。政府作为一种特殊的公共组织,其数字化转型结果影响深远,意义重大。虽然已有研究对此有较为充分的讨论(数字执法、不见面审批、智能监管、数字化政务服务等),但是,对于不同类型的政府是如何实现数字化转型的?有哪些模式、经验可以总结?换言之,在我国数字政府转型的中观和微观机制有哪些?数字政府转型的限度在哪里?都是这个领域的重大理论与现实问题。

三是数字经济发展的政策供给机制研究。在数字经济领域,两大基本命题需要引起足够重视:数字产业化和产业数字化。前者,强调数字技术的产业化运营,后者关注数字技术的应用如何改变产业结构即传统产业如何升级,新兴产业如何监管。此外,在理论和方法上,数字经济规模如何测算?从国家治理的角度出发,数字经济发展的政策如何供给?目前,政策供给主体多元化、政策执行碎片化、政策反馈的灵活性等问题亟待关注。

四是数字社会转型的场域识别与应用限度研究。数字技术的广泛应用显著改变了社会连接的方式、社会互动的模式以及社会发展的路径。数字时代的社会治理转型需要综合研判数字技术的应用场景,更要关注数字技术在社会治理中的应用限度。社会治理有社会治理的法则,数字技术在多大程度上可以与社会治理深度融合,需要在不同场景下、不同条件下予以探究。

五是公民数字素养的提升机制研究。数字中国战略的实施离不开公民普遍的数字化素养提升,然而,公民数字素养的提升又带来数字时代治理的新挑战。面对这一棘手的问题,如何通过正式的、非正式的渠道普遍提升公民数字素养,使得数字时代的公民参与既普遍接入,又稳定有序。

六是数字政府、经济、社会与公民的互动机制。从国家治理的角度出发,数字时代的多元主体互动是必然趋势。政府的数字化如何影响公民数字化,公民数字化又如何作用于政府服务改善;数字政府、数字经济与数字社会的互动模式和相互影响的机制需要深刻挖掘;公民的数字素养对数字社会、政府、经济意味着什么?上述种种问题需要诉诸于国家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的框架之下讨论,又调节和改变着国家的数字治理能力。

上述理论与现实问题是我们在“十四五”期间面临的关键治理挑战,解决好这些问题,就可以推动我国数字治理实现更好发展。

作者:山东大学政治学与公共管理学院院长助理、教授  孙宗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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