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青岛地委召开团员大会
1925年1月26日，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在上海召开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会议决定动员全体团员贯彻党的四大决议，积极发展青年工人运动、青年农民运动和青年学生运动，并决定把社会主义青年团改称为共产主义青年团。孙秀峰代表青岛团地委出席了这次大会，并且是18名有表决权的代表之一。
3月1日，团青岛地委召开团员大会。出席大会的有23名团员。会上，邓恩铭作了国内外政治形势报告和党团工作总结，孙秀峰传达了青年团三大精神及决议案。根据团三大决议，将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青岛地方执行委员会改称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青岛地方执行委员会（简称共青团青岛地委）。大会选举产生了团青岛地委，设组织、工运、妇运、学运四个部门。孙秀峰任团青岛地委书记，林礼周负责组织，傅书堂负责工运，赵鲁玉负责妇运，梁德元负责学运。
青岛团的组织发展很快，团员的分布面渐次扩大，除公立职业学校、电话局外，在四方机厂、内外棉纱厂、印刷厂、商店、小学等单位中都有团的组织或团员在活动，参与斗争的热情很高，始终走在运动的前列，特别是在五卅反帝爱国运动中，青岛团组织发挥了积极作用，涌现出一批优秀的团干部，很快就成为了青岛党组织的助手和后备军。
5.四方机厂工人大罢工
1925年，在中共青岛支部的领导下，青岛工人运动出现了高涨的局面。
1925年初，胶济铁路管理局发生了山东地方势力派和江浙派争夺局长职位的内讧。为了争取工人的利益，青岛党组织和正在青岛巡视工作的山东地委书记王尽美决定，利用这次两派争权夺利的有利时机，发动全路员工和四方机厂工人大罢工。2月初，青岛党组织负责人邓恩铭在四方私立小学召开会议，四方机厂20余名工人积极分子参加。会议决定组织发动四方机厂工人参加罢工，并派傅书堂等５人为代表与路局山东派谈判。谈判失败后，四方机厂党团员和工会活动分子，按照邓恩铭和王尽美的指示，组织了罢工委员会、宣传队和纠察队，分头做好组织发动工人罢工。2月8日零时，在山东地方势力派的操纵下，胶济铁路全线员工举行大罢工。工人们用枕木钢轨封锁铁路线，司机熄灭了机车内的炉火，各段各站全部停止工作，整个胶济铁路完全瘫痪。３天后，山东地方势力派获胜，胶济铁路恢复通车。
此时，四方机厂的罢工斗争仍在继续，青岛党组织乘势进行广泛宣传和公开组织工人参加工会。罢工到第七天，路局警务处长带领路警到厂镇压，胁迫工人复工，被工人们严词驳斥退出工厂。罢工坚持到第九天，路局终于答应工人提出的部分条件。在这种情形下，党组织根据斗争的实际情况，认为只要能答复条件的60％就是胜利，遂决定第二天复工。2月18日，四方机厂全体工人召开大会，庆祝罢工胜利，有1500余名工人参加了工会。并在四方机厂工会的基础上，成立了胶济铁路总工会，丁菊畦、李俊泽被推选为正、副委员长。总工会下设青岛、高密、坊子、张店、济南和四方机厂6个分会。四方机厂工人大罢工，是青岛党组织成立后领导的第一次政治大罢工。这次罢工影响巨大。在这次罢工胜利的影响下，大康纱厂、内外棉纱厂、啤酒厂、铃木丝厂及水道局、电话局等相继成立了工会。中共青岛支部根据工会组织的迅速发展，决定成立四方工人联合会，派党员孙秀峰、李春荣等人参与指导。青岛工人运动开始走向高潮。
6.青岛日商纱厂工人的三次同盟大罢工
青岛国共合作实现后，民主革命运动迅速向前发展。中共青岛组织利用革命的有利时机，发动日商纱厂工人三次大罢工，掀起了党领导下的青岛工人运动的第一次高潮。
日商纱厂工人第一次同盟大罢工。1925年，青岛日商纱厂工人在得知上海日商纱厂工人举行罢工的消息后，备受鼓舞，迫切要求组织工会，改变现有状况。中共青岛组织因势利导，派四方机厂工人领袖郭恒祥和工会积极分子，分头深入到大康、内外棉、隆兴等日商工厂，创办工人夜校，培训工运骨干，发动工人同日本厂主作斗争。3月，大康纱厂工会秘密成立，会员很快发展到800余人。日本厂主得知后惊恐万状，于4月14日、18日派军警强行搜去会员登记名册；持枪闯入工人宿舍，逮捕3名工会活动分子。全厂工人怒不可遏，提前关车以示抗议。中共青岛支部得知这一情况后，立即组织大康纱厂30余名工会骨干召开会议，决定组织工人开展罢工斗争。4月19日凌晨，工人司铭章代表罢工委员会向日本厂主递交了“二十一条”要求，并限厂主24小时内答复，否则将举行罢工。日本厂主置之不理，并准备调派警力进行弹压。工会遂决定提前举行罢工。当晚，全厂5000余名工人按照罢工委员会的命令举行了大罢工。工人们紧密团结、不畏强暴，向日本厂主和前来镇压的军警示威。
大康纱厂工人的罢工运动，得到全市工人阶级的积极支持。当天，就有四方机厂1400余名工人开始怠工，以示声援。与此同时，青岛各大纱厂亦闻风而动。内外棉、隆兴、钟渊等日商纱厂也加入到罢工的行列。铃木、富士纱厂的厂主，为了阻止工人罢工，采取了提前宣布停产，遣散工人的手段。至４月底，日本在青岛的６大纱厂20余万枚纱锭全部停止了运转，所有日商纱厂、丝厂的近２万工人都参加了同盟大罢工。青岛日商纱厂工人第一次同盟大罢工实现。
持续半个多月的罢工，使日本资本家遭受巨大的经济损失。５月６日，日商６大纱厂厂主发表书面声明，只要工人答应停止罢工，“将给予特别优厚条件”。５月９日，罢工工人代表向日本厂主提出９项复工条件，日本厂主签字同意。５月10日晚10时各大纱厂复工。坚持了22天的第一次日商纱厂工人大罢工取得了胜利。
日商纱厂工人第二次同盟大罢工和“青岛惨案”。５月10日工人复工后，日本厂主首先发难，不履行已签订的９项条件，强行开除了包括司铭章等50余名工会代表，并伺机破坏工会组织。５月24日，工会获悉胶澳商埠警察厅要派人到大康、内外棉、隆兴3家纱厂摘掉工会牌子，立即召开紧急会议，提出“如果工会牌子被摘，３家工厂同时停工”。５月25日下午3时，胶澳警察厅长陈韬亲率保安队员300余人，强行将大康、内外棉、隆兴3家纱厂的工会牌子摘掉。3家工厂的工人遵照工会安排，不到一小时就全部关车罢工。工人们的愤怒和斥责，使警察厅长难以脱身，不得不把工会牌子重新挂上。工人罢工的又一次胜利，使日本厂主大为恼火。大康纱厂的日本厂主想以关闭工厂威胁工人。工会闻悉后，按照早已研究好的对策，将日本厂主驱逐出工厂。此时，内外棉和隆兴纱厂工人得到消息后，决定停工支持大康工友罢工。青岛日商纱厂工人第二次同盟大罢工形成。
中国工人的不畏强暴，迫使日本帝国主义不得不改变伎俩，向软弱可欺的中国北洋军阀政府施加压力，通过外交途径要求中国政府以武力平息工潮，并以“如不能取缔不法之暴动，则日本出于自卫，实属势所当然”相威胁。在日本帝国主义的武力威胁下，北洋军阀政府及胶澳当局急电山东督办张宗昌从速镇压罢工。
胶澳督办温树德，根据北京政府和张宗昌的命令，立即制订了屠杀工人的计划，并下令“以严厉之手段，作最后之解决”。28日晚，温树德命令戒严司令部、保安队、渤海舰队，调集陆军、保安队、海军陆战队共2000余人，包围了大康、内外棉、隆兴3家纱厂及工人宿舍。29日凌晨，军警冲进工厂，强令工人退出车间。当内外棉纱厂工人拒绝出厂，与海军陆战队发生冲突时，士兵们根据温树德“打死人不要紧”的命令，向工人开枪。一时枪声大作，死伤遍地……。
据统计，在这场惨案中，工人被当场打死8人，重伤17人，轻伤无数。此外，被日人暗杀、活活抛入海中或闷死在地沟的不知其数。司铭章、李敬栓等75名工运骨干被捕，3000多工人被押解原籍。这就是震惊全国的青岛“五·二九惨案”。次日，上海发生了英帝国主义屠杀中国示威游行的学生和市民的五卅惨案。因青岛惨案、五卅惨案先后发生，时称“青沪惨案”。
日商纱厂工人第三次同盟大罢工。青岛纱厂工人第二次同盟罢工被镇压后，日本厂主勾结胶澳当局，加紧迫害工人。他们终止复工协议，取消工人经过斗争获得的少许权益，并大批开除老工人。仅40天，大康、内外棉、隆兴３家纱厂就裁减工人3000多人。1925年６、7月间，日本厂主又命令工人重新登记，要求工人书面保证“不参加罢工、绝对服从厂规”。大康纱厂日本监工还无故将一名12岁的童工打得不省人事。日本厂主的暴行，再次激起工人们的愤怒，全厂工人经过研究提出10条要求，限日本厂主4小时内答复，否则罢工抗议。日本厂主不予答复。于是，大康纱厂工人遂联合内外棉纱厂、隆兴纱厂工人于７月23日举行了第三次同盟罢工。
日本厂主根本不理睬工人提出的复工条件，而是通过日本政府向中国政府施加压力，要求再次派兵镇压。7月25日，山东督办张宗昌来到青岛，在日本厂主、亲日派商贾摇唇鼓舌和贿赂的作用下，决定再次用武力镇压罢工。26日，张宗昌命令其后方司令尹锡吾率领大批军警，包围了四方机厂厂房和工人宿舍，捣毁了四方机厂和各纱厂工会，逮捕了四方机厂工人纠察队队长赵世恪等14人，中共四方支部也遭到破坏，书记李慰农被捕。与此同时，地方当局还在全市实行戒严，疯狂搜捕在五卅运动中“闹事”工人、学生。26日和27日两天内，有数十人被捕，近百人受通缉，600余人被迫逃亡，8000多名纱厂工人完全失去自由。这期间，《青岛公民报》在鼓舞罢工工人坚持斗争、推动各界急起援助中起到了号角的作用，主笔胡信之遂遭逮捕，与李慰农一起牺牲于青岛团岛。在中外反对派的勾结和血腥镇压下，日商纱厂工人第三次同盟大罢工失败，工人被迫含泪复工。
青岛日商纱厂工人同盟大罢工是青岛历史上第一次工运高潮，虽然罢工在中外反动派的联合镇压下失败，却充分显示了青岛工人阶级的力量，并锻炼了工人，培养了骨干，使反帝反军阀斗争深入民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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