悦读·悦心大讲堂 | 叶辛:生命与阅读相伴

2019-12-24 16:59   商周刊   李菲

“今天,你阅读了吗?”

阅读,本来只是个人的事情。一个人,读或是不读,读什么书与不读什么书,多读还是少读,或者怎么读,也本是个人精神生活方式的自由。但是,当大量的人醉心于追逐奢侈品、推杯换盏,热衷于上网、刷微博、玩微信的碎片化、快餐式的浅阅读,却没有时间系统、深入地阅读一本好书,阅读问题也就值得全体国人思之。

2015年全国国民阅读调查报告显示:我国国民人均纸质图书阅读量为4.56本,远低于日本8本,韩国11本,法国20本。显然,当下的中国在阅读问题上处境尴尬。

没有文化大师的国度是可悲的,一个不读书的民族更是不可思议的。社会的进步,有物质的现代化,也有精神的现代化。仓廪实知礼节,也需要有让灵魂停歇安居的港湾。尤其在当下,阅读不仅仅是传承文明的行为,更是所有人开拓眼界、培育创新力量的方式。国家主席习近平曾经说过,“读书已成了我的一种生活方式。”

当然,阅读习惯的养成并非一朝一夕之事。我国开展“全民阅读活动”已多年,全民阅读已立法,也早已告别买不起书的年代,阅读与否关键在于个人。

2015年9月21日,由青岛市文学艺术界联合会、中共李沧区委宣传部、青岛出版集团主办,商周刊社承办的第一期“青岛悦读·悦心大讲堂”在青岛五十八中学体育馆开讲。作为首位开讲嘉宾,知名作家叶辛作了题为“阅读和我们的生活”的演讲。在两个多小时的演讲里,叶辛用学者的思辨,讲述了三个小故事,与大家分享他所感受到的阅读。

读书改变生活

当下,全中国都在谈论一个问题:国人读书比例低。尽管政府、党和国家领导人都在倡导读书,但2014年中国人读书的比例仍旧远低于世界上的众多国家。究其原因,是我们把读书看得过于功利了吗?

自古以来,读书就被中国人视为一件雅事。当然,古人读书也有功利的时候,为功名利禄,为进士,为当官,但是大部分古人把读书看成是一件雅事。既然是一件雅事,自然就没有那么多的功利。那么,很多人要问了,读书有什么用呢?

我的叔叔是上海的一个老资本家,他不喜欢我读书。在我初中的时候,只要他看到我读文学书,他总会说:“你读这么多书,有什么用?”实际上,在众多家长看来,大多数的文学书都是闲书。读书不管吃、不管穿,也不能马上改变人的物质生活。

但是,中国古人对于读书又有另一番见解:书中自有黄金屋、书中自有颜如玉……我在贵州农村当了10年7个月知青,其中,6年9个月的时间都是跟农民干一样的农活。那时,从贵州到上海,要坐两天两夜的火车。闲时,火车上的人聊天,互相打听对方的境况,也常常互相猜猜年龄、工作等。但是,从来没有一个人猜我是农民,也没有一个人猜我是知青。我天天在干农活,穿的衣服也不讲究,跟农民差不多,为什么不认为我是农民呢?因为读书,会慢慢改变一个人。

读书作用于人的心理。它改变的是一个人的气质、品位和风度。尽管,今天读《红楼梦》,后天读《红与黑》,或者再读哪本名著,在短期内改变不了你的生活,但从长远来说,它会潜移默化改变你的生活,这就是我对读书的理解。

如今的阅读,是时代的阅读,人人都有手机,手机上天天有海量的信息。但是,随着海量信息而来的,就是各种各样的奇闻秘事,过去叫小道消息。这种阅读,现在有一个流行的说法叫碎片化阅读。当然,在海量的东西当中会有好东西,可天天读这些信息,文学的内容很少。

中国是一个诗词大国,唐朝以前和唐宋元明清,这一千多年留下来很多的千古金句,很多脍炙人口的诗歌。它们的用字也不多,五绝才25个字,相对长的元曲也只有78句,500多字。但是为什么这些很短的诗集留下了,而大量的碎片,随着我们看过就遗失了?

如果要追求文学,还是应该读一点经典的、优秀的、符合兴趣的作品。经典的、优秀的作品很多。2014年10月15日,习近平总书记在文艺座谈会上,像拉家常一样,随口讲出了67个名著,世界上的经典名著更是多得多。为什么读书要符合兴趣呢?好的优秀的,读不进去就不要读,除非要做学问。要读符合兴趣的,明白为什么喜欢这本书,读进去,那么你已经有了收获。

读懂一首歌

在中国,有一首内蒙古民歌,几乎所有的中老年人都会唱,大多数中国人也都耳熟能详,它歌词是“十五的月亮升上了天空,为什么旁边没有云彩……”但是,你知道这首歌为什么这么流行吗?你知道这首人人会唱的歌是谁写的吗?   

1996年,我参加了国际笔会亚洲太平洋地区的一个分会。在一个星期的会议结束后,我们应日方笔会的邀请顺访日本。当访问到大阪,大阪作家协会很热烈地欢迎了我们,当天晚上就请我们吃饭。吃到一半时,日方邀请我们去唱歌。开始,他们唱前两首歌曲时,我们听不懂,只是礼貌地拍拍手。但唱第三首歌的时候,我们听懂了,是《北国之春》,一个日本作家搭一个白毛巾,打扮成日本农民的样子,一边跳一边唱。我们也拍手,也是出自礼貌,但也发自真心,觉得唱得很好。

然而,看到日本作家多才多艺,我们很被动。当时,我是代表团副团长,团长是内蒙古自治区的作家玛拉沁夫,他就给我们使眼色。其实,平常我们只知道互相写过什么文章,并没有很深入地了解,尤其不知道大家会不会唱歌。一个女作家站了起来,唱了一首《泉水叮咚》,另一个作家也唱了一首很专业的歌,我们很高兴。然后,日方拿起话筒,唱起了“十五的月亮升上了天空,为什么旁边没有云彩……”,虽然咬字不准,但还蛮好听。我们很惊讶也很得意,日本作家竟然唱起了中国的歌曲。

当晚,因为接到通知,我们都穿着正装,团长也穿得西装笔挺。但当日本人唱起了这首歌,他却跳起了蒙古舞,很是兴奋。我就奇怪,玛拉沁夫今天晚上怎么这么兴奋?晚会结束后,玛拉沁夫就说,“叶辛,回客房以前到我房间来一下”。我以为他要商量第二天与日本文化部部长座谈的事情。结果到了宾馆,他没有跟我商量明天的工作,而是告诉我说,今天他很高兴,日本人唱的“十五的月亮升上了天空……”是他写的。我望着他,“啊?你写的!”

那时玛拉沁夫很壮、很胖,已经是老年人的模样。可年轻的时候,他确实很英俊,既是有名的青年作家,又是县团级干部,还是艺术处处长,而且还没有成家,前途无量。

在那个时代,歌舞团演出之前,艺术处处长会先行审查。在一次审查中,他发现歌舞团一个跳舞的姑娘特别漂亮。当时他没有对象,就老去这个团里审查工作。后来,歌舞团团长就提醒他赶紧向她表白,并答应他,再来审查节目时,会安排他们见面。审查结束后,团长引着他,一个一个握手,握到那个姑娘面前,他就使劲握手,并提出约会,姑娘当即答应了他,约会地点就定在了明晚的敖包。其实,这首歌正式的名字就叫《敖包相会》。会见结束后,他就回去了,又刮胡子,又去理发,还把箱子里面的好衣服棉袍子翻出来,等待明天晚上跟歌舞演员的敖包相会。

第二天晚上,他兴冲冲地去了。天黑下来,才发现情况不对。他说了时间,是晚上,说了地点,是敖包,但没有说究竟是几点钟。夜晚很长,那该怎么办啊?他想,她没有说时间,是在考验考验我,那就一直等。

内蒙古草原的夜晚是很冷的。我不是内蒙古人,但是到过内蒙古草原几次,在内蒙古体验生活,也在蒙古包里住过几个晚上。第一次住蒙古包的时候,我很兴奋,都说内蒙古草原宁静,我就想去看看,结果走出蒙古包十几步就不敢走了,乌黑一大片,看不到一点光,不敢走,赶紧退回了蒙古包。当时,玛拉沁夫在敖包那里等也是这种滋味。

内蒙古有一望无际的大草原,没有明显的标志,在哪里举行那达慕大会、生产大会?敖包。在哪里约会?敖包,就像电影院门口一样。在内蒙古草原有这样一种说法,两个人谈恋爱,悄悄相好,月亮升到中天的时候,心上人就会来。玛拉沁夫站在敖包前,等到月亮升到中天,姑娘还是没有来;等到月亮又西斜了,一直到出现鱼肚白,被冷风吹了一整晚,只能灰溜溜地回去。回去以后,衣服也不脱,一觉睡到下午三四点钟。再回想昨晚的事,认为是对他的教育,也是一辈子的教训,谈恋爱不能这么谈,还得培养感情。经过思考,他就把昨天晚上的感受,写了几句诗,“十五的月亮升上了天空,为什么旁边没有云彩……”听完我讲的这个故事,再听这个歌词,真是每一句都道出了他的心声。

过了不久,他的一部中篇小说,《草原上的人们》被改编成了电影。电影拍完了,导演对他说,“你这么年轻,小说在《人民日报》发表,现在又改编成电影。电影中,男女牧民在招工的过程中,有谈恋爱的情节,你最好能写一首反映青年恋爱的歌词,写了歌词以后,我请我们厂里最好的作曲家,给你谱上曲。”他说:“我只会写小说,哪里会写歌词呢?”导演鼓励他,这么好的小说都写出来了,写歌词几句话怎么写不出来呢。他回家以后,冥思苦想也写不出来,就睡了觉。半夜醒来,他突然想起了前两天失恋时写的诗。拿出来一看,觉得蛮有味道!抄一抄,押上韵,第二天就交给了导演。导演看完,一拳就砸他肩膀上,说“还说你不会写歌,你这个写得真好,我让厂里最好的作曲家给你作曲。”后来,作曲家去内蒙古采风,就配成了我们现在听到的这首歌曲。

说读书,为什么把这个故事作为第一个小故事呢?读书,要读进去。读一首歌,都要了解这是怎么来的;读书,更要求解,尤其是经典的优秀的作品。不是所有经典作品都好读,有的很难读。有的书,从头到尾都读不完,就选择喜欢的。你热爱的好书,读完一遍以后不妨多读几遍,把这本书的“营养”变成你的东西。为什么呢?女孩喜欢的书男孩不一定喜欢,男孩喜欢的书,女孩也不一定喜欢。人形形色色,作家也是一样。我喜欢这个作家,他喜欢那个作家,你喜欢的作家代表作,你一定读,至少要让你的阅读得到一个答案。你为什么喜欢这本书,肯定这本书里有打动你的东西。

读书实际上是一个很个性化的事情。举个例子,两个人谈恋爱可以到电影院看电影,也可以一起去看戏。两口子爱得再深,不可能捧一本书一起读。所以读书,尤其是文学书,你一定要挑选符合你性情的书。

读懂一部交响乐

我讲的第二个小故事,是关于一部交响乐的故事。这部交响乐人人都知道,尤其在度过了2015年9月3日,即中国人民抗日战争和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0周年以后,所有人都知道了交响乐《黄河大合唱》。这是中华民族的交响乐,中华民族的乐曲。  

但是,如果要问一句,《黄河大合唱》是谁谱曲的?大多数都知道是冼星海。如果问歌词是谁写的?一般人却并不知道。歌词的作者是光未然同志。这是笔名,他原名张光年,是上世纪80年代中国作家协会的党委书记,也是老革命,有名的诗人。因为工作关系,我在上世纪80年代初担任过中国作家协会理事,张光年当时是我们的领导,党组书记。今天我要讲《黄河大合唱》曲子怎么写出来的,歌词怎么写出来的,这些都是张光年亲口告诉我的。如果你读懂了《黄河大合唱》,也就读懂了阅读。

那一年,我在上海,接到了作家协会办公室的电话,张光年要来上海,我负责招待。过了几天,张光年和老伴来到上海,提出要看看改革开放以后上海浦东的面貌。于是,我就安排了游览上海浦东的三天日程。

那时候,上海最高的金茂大厦刚刚建好,我就陪着他登上了金茂大厦。之后,我在陆家嘴绿地中间安排了半个小时的喝茶时间,张光年一直静静地看着风景。他对我说,坐到这里,看到浦东这样的气象,各不相同的高楼,他很高兴。他告诉我,“我到延安去追求革命理想,要三次渡过黄河,还要躲过日本鬼子的枪弹。我是小个子,拿刺刀跟日本鬼子拼,我又拼不过人家,于是我就想方设法写了一首歌,鼓舞士气。”

三次渡过黄河以后,他完成了《黄河大合唱》的歌词,“风在吼,马在叫,黄河在咆哮……”那时,他也只有二十多岁,写了《黄河大合唱》,想要鼓舞军民来唱,就拿给周围的人看。周围的人却认为歌词像马路上的三句半,否定了他。他就想到,把歌词拿给一个大艺术家看。

这个大艺术家是谁?那就是冼星海。那一年,冼星海刚刚到延安,已经写了很多好的歌曲。当时中国有名的作曲家,除了聂耳就是他。张光年跑到延安,来到冼星海的住处,请冼星海帮忙看歌词能否谱上曲子。冼星海一看歌词,对他说,好久没有读到这么好的歌词了。张光年说,“真不愧是大艺术家,好多人说我是写的三句半。你帮我把曲子谱出来。”但冼星海却说我谱不出来。追问原因,是因为营养不好。冼星海告诉他,“在延安,我的住处老鼠天天晚上跑,怎么有细胞写出曲来?写不出!”他还提出,想天天吃老母鸡。当时,张光年无法同意,只能回去。

不久,冼星海做曲要天天吃老母鸡,还要喝汤的事,一下就传开了。传到了毛主席耳中,毛主席就把周扬、张光年他们几个叫去,“听说你们传得很盛,怎么了?”他们就向毛主席作了汇报。毛主席很开明,认为正需要这种抗日歌曲,同意了冼星海的要求。冼星海提出要吃一个月的老母鸡,结果,吃了半个月,不但完成了《黄河大合唱》的谱曲,还亲自担任总指挥指导排练。在演出的第一个夜晚,毛主席也说“我们都去看,吃老母鸡汤谱出的曲”。也就是从那一个夜晚开始,《黄河大合唱》唱到现在,在人民大会堂的金色大厅,在首都大剧院,在上海大剧院,在全世界演出;上海乐团,中央乐团,越来越多的乐团都在唱着。用老母鸡汤代替稿费换来的交响乐,唱到今天,已有七十多年。

那么,我讲这些是为了什么呢?作家写一本书,作曲家写一首歌,诗人写一首诗,都不是一件容易的事。他需要情绪,需要条件,还需要一些怪要求。很多文人,都有一些怪脾气,我也是。在上海作协的工作,让我接触了从二十多岁到八九十岁的青老年作家。这些作家,各种各样的脾气都有。文人作家都有点怪脾气。

读懂 一栋楼

我最后讲得一个小故事,叫读懂一栋楼。这栋楼要读,而且只有三个字——“岳阳楼”。

多年前,我在上海研究院文学研究所任所长,应院长的要求,去岳阳一所大学里讲了一堂课。讲完了课,校长请我去观赏岳阳楼。作为我们国家三大名楼之一,岳阳楼确实值得一看,尤其是“岳阳楼”三个题字,写得特别好。陪同的校长告诉我,这三个字有一个长长的故事。从岳阳楼回来,校长请我吃岳阳小吃。十几道小吃吃完了,他才把这三个字的故事讲完。这是一个跟读书有关,跟写字有关,跟创作也有关的小故事。

1949年解放时,岳阳楼已经被破坏得一塌糊涂,与今天岳阳楼有着天壤之别。解放之后,岳阳楼重修,岳阳市民提出重新请人题字。湖南人说给岳阳楼题字,一下子就想到了毛主席。但是请毛主席题字并不容易。

机会一晃而来。1961年3月,中国人民解放军大将、副总参谋长陈赓去世。一个职工拿了讣告跟领导请假,原来他是陈赓大将的亲弟弟,要去北京参加追悼会。领导批准了他的要求,同时又交给他一个任务,让他在毛主席参加追悼会时,提交题字的报告。弟弟在握着毛主席的手时,却激动地忘记了自己的任务。幸运的是,毛主席第二天下午在怀仁堂会见家属,他还有机会。

第二天,家属们到了毛主席办公室,看见毛主席正在跟一个老人讲话。看到他们后,毛主席就过来与家属握手,并询问家属有什么要求。陈赓夫人回答,一家人没有什么要求,只是陈赓弟弟的单位想请主席题字,弟弟赶紧将市里面准备好的材料送到毛主席手里。毛主席认为,岳阳楼是千古名楼,也是文人墨客喜欢登的地方,自己题不合适,提出让郭沫若同志题字。弟弟一想,只要毛主席开了口,谁题都合适,回去汇报就可以。他同毛主席说,“郭沫若同志写当然好了。但是我们老百姓哪里能见到郭沫若呢。”毛主席一指,原来刚刚同毛主席说话的老人就是郭沫若。在毛主席年谱、郭沫若的年谱上都写着,毛主席1961年3月30日在怀仁堂跟郭沫若谈长征诗六首。就在当日,陈赓家属也来了。

弟弟回到家乡,向领导作了汇报。毛主席让郭沫若题字,郭沫若很认真,从上写到下,从左写到右,一口气写了六幅,用一个大信封装着,上书“湖南省岳阳市岳阳楼风景管理区收”。风景区领导很高兴,打开一看,却发现不行。书法有一个麻烦的地方,越是认真,越是达不到效果,郭沫若写得太认真了。国务院副总理,毛主席让题的字,又不好退稿,该怎么办?做上去怕不好看,也怕影响郭沫若的声誉。

中国人碰到一个难题,有一个办法就是开会。于是,岳阳领导召集岳阳市、湖南省的书法大家开会想办法,如何将这几个字做到匾上去。书画大家都在想办法,但一筹莫展。会议从上午八点钟开到十二点,想不出,散会,把问题带回去,再想办法。过了两三天,再召集大家一起会诊,还是没想到办法,大家都准备灰溜溜地走了。这时,一个老人说我有办法。什么办法?大家很勉强地坐下来,老头拿起那个信封,指着封皮上“湖南省岳阳市岳阳楼风景管理区”一行字,这上面的“岳阳楼”写得怎么样。大家看后,一致说好。后来,做到匾上的三个字,就是信封上的三个字。

走南闯北,飞来飞去,我听到各种各样的怪怪的故事很多,不是所有的故事都有含义的。为什么这个故事我一听就要讲呢?因为故事背后有道理:创作,还有率性的一面。郭老写那三个字很认真,可越是认真越是写不好。书法是这样,画画也是这样,有时候创作作品也是这样。优秀的作品,往往是率性而为创作出来的。

我兼任上海市文联副主席,文联下属有一个美术家协会,有时候他们开画展、搞笔会,我也参加,交了一些画家朋友。其中,一些有名的画家,你让他画画,对他说,“你的画很值钱,一尺就要20万,请你给我画一张”,他不画。相反,他高兴了,喝了一点酒,不拿钱给他,他马上写字、画画。为什么?他要寻找他的率性。写作跟画画、写字,尤其写毛笔书法和作画,更讲究率性而为。我有一个小说家的想象:郭老写完了字,肯定会跟警卫员说,你去盖上章,让他们挑选。而当他任务完成了,拿过信封,真性情出来了,写起来一气呵成,最好的字就写出来了。创作,不要忘记率性而为;读书,要读出作家的神来之笔,读出率性而为,这样就算读到家了。

读书是一件雅事。但是这件雅事要做好,要读进去,不是那么容易的。

(本刊记者李菲根据录音整理,未经本人审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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