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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大邀请青岛刑辩律师研习“刑民交叉”

今年5月19日至23日,北京大学刑民交叉法律问题高级研修班在北京大学法学院举行,北京大学诉讼法学教授、博士生导师陈瑞华,北京大学刑法学教授、博士生导师陈兴良,北京大学刑法学教授、博士生导师白建军和最高人民法院原审判委员会委员、刑三庭庭长戴长林等专家、学者,与来自全国各地的214名刑辩律师研讨交流了我国刑民行交叉法律问题和对此类案件的办案经验及技巧。

图为研修班现场1

青岛市律师协会副会长,山东照岳律师事务所主任刘均办理的“王某涉嫌合同诈骗、职务侵占、挪用资金罪从轻量刑案”,被评为2017年全国35个“最成功的刑事辩护案件”之一,他在研修班主题沙龙上分享了办案心得和思考。我市14名刑辩律师参加了此次研修班。

北大优中选优  研习“刑民交叉”

随着社会经济的快速发展和社会生活的日益多样,刑事犯罪与民事违约侵权、行政违法的交叉逐渐成为司法实践中的疑难问题,多种法律关系错综复杂,罪与非罪界限不清,导致律师在办案过程中遇到大量疑难问题。刑民行交叉问题历来是刑事辩护的高精尖业务,办案律师需要通过大量专业训练,才能不断提高对此类案件的辩护水平和抗风险能力,此次研修班便应需而设。

研修班本着优中选优和“精英培训”的原则,只邀请和吸纳全国一流刑辩律师。因此,尽管有许多律师慕名向往报名参加,但邀请和吸纳条件及数量被严格限定,能够进入研修班的律师可以说都是我国一流刑辩律师,我市能有14名律师受邀讲课和参与从侧面反映出青岛的刑辩水平处于全国前列。

图为刘均副会长授课

图为陈瑞华教授授课

图为陈兴良教授授课

图为白建军教授白建军

图为戴长林先生授课

5月19日,陈兴良教授结合案例,讲授了刑民行交叉案件的法律适用原理。随后,白建军教授以“内幕交易刑行双轨制中的小但书”为题,分享了他对法定犯正当性的理论反思和刑行“双轨制”问题下“小但书”方法的研究探索。

5月20日,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刑二庭庭长朱军结合近年来的相关司法解释,就刑民交叉问题的司法认定与学员分享了司法实务经验。当天下午,浙江省律师协会刑事业务委员会主任、浙江靖霖律师事务所主任徐宗新通过案例分析,畅谈了“刑民交叉案件辩护代理的攻守之道”。

5月21日上午,戴长林教授主讲了“庭审实质化‘三项规程’理解与适用”。当天下午,陈瑞华教授结合当前司法实务的热点、难点和重点问题,讲授了刑事证据法学的最新发展,为解决实务问题提供了可行方案。

当晚,是本次研修班的“重头戏”——陈瑞华教授主持的“2017年最成功的刑事辩护”主题沙龙。刘均副会长讲授了他办理的“王某涉嫌合同诈骗、职务侵占、挪用资金罪从轻量刑案”,获得一致好评。沙龙结束后,许多学员仍与刘均热聊不止,虚心请教。据了解,入选的35个案例专业性强、影响力广、意义重大,北京大学将整理成书出版发行。

理论高屋建瓴  实践“接地气”

此次研修班是北京大学继首届公司单位犯罪案件刑事辩护研修班、第二届新型刑事辩护业务拓展研修班和第三届金融犯罪案件刑事辩护研修班后,举办的第四届刑事辩护研修班。在5天时间里,安排了11次集中授课、2场主题沙龙、多次研讨交流。无论是日程安排、课程设置、师资配备,还是管理服务,都获得高度评价。

“作为一名从业20多年的刑辩律师,我每年都来北大研习法学前沿理论与辩护实务的碰撞与联结,将实务理论化,以理论指导实践,在实践中提升理论,特别是此次新设的主题沙龙是非常超前的教学理念。本来案子办完就结束了,现在我的团队通过复盘,从经验中学习,将经验转化为能力。”刘均表示。青岛市律师协会刑事诉讼专业委员会副主任党世强则盛赞了此次研修班理论上高屋建瓴、实践上“接地气”的课程设置。“此次研修班既有国内顶级刑法学者传授理论,又有法院系统资深法官、各省律协刑委会主任解读实务,还有优秀律师同行分享经验。学员来了不但学高深的理论、听前沿的解读,而且将理论和实践紧密结合,最重要的是打开了思路、放大了格局,收获颇丰。”党世强说。

图为研修班现场2

罪名几经变化  过程一波三折

刘均办理的这起案件是一起典型的刑民交叉案件,此案历时三年,涉案罪名几经变化。从立案时的合同诈骗罪,到批捕时的合同诈骗罪、职务侵占罪;从提起公诉时的骗取金融票证罪、职务侵占罪、挪用资金罪三罪,再到法院最终认定的挪用资金罪一罪,可以说历经波折。刑期也从最初的可能被判处无期徒刑以上刑罚,到最终被判处四年有期徒刑,这巨大的变化既是司法的进步,也是辩护人不懈努力的结果。

2015年8月,山东某橡胶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橡胶公司)报案称,山东某商贸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商贸公司)的法定代表人王某利用空白担保合同,虚构担保金额,骗取该公司进行担保,给该公司造成1.16亿元损失。

涉案数额如此巨大,公安机关不敢怠慢,很快将王某抓获归案。经调查发现,2013年4月至2014年6月,王某伙同他人利用伪造的贷款资料,通过银行先后开出6张信用证,将信用证贴现后用于项目投资、个人消费、偿还债务和交纳后续开办信用证的资金。由于敞口资金无力偿还,导致橡胶公司被迫承担担保责任损失1.16亿元。这是典型的“拆东墙补西墙”的做法,公安机关随后以王某涉嫌合同诈骗罪、职务侵占罪向检察院提请逮捕,检察院以合同诈骗罪批捕。

2016年3月17日,公安机关侦查终结将此案移送至检察院,检察院审查后认为王某以商贸公司的名义,利用伪造的贷款资料及骗取方式获得担保合同,将信用证贴现使用,导致最后一笔信用证到期后敞口资金无力偿还。同时,他利用职务便利侵占商贸公司900万元,并挪用710万元给南京某公司(以下简称南京公司)使用,涉嫌合同诈骗罪数额巨大,可能被判处无期徒刑以上的刑罚。因此,将此案提请上级检察院审查起诉。

上级检察院认为,公安机关认定王某涉嫌合同诈骗罪事实不清、证据不足,退回了原检察院。原检察院遂以骗取银行金融票证罪、职务侵占罪和挪用资金罪向法院起诉,追究王某的刑事责任。

坚定无罪辩护  民案不是犯罪

对于起诉罪名的变化辩护人早有准备,提出了旗帜鲜明的辩护意见:起诉书指控的罪名均不成立,被告人王某不构成犯罪。该观点乍一听有些“语不惊人死不休”的意味,难道三个罪名都不成立?仔细分析辩护人的分析,会发现无罪辩护并非哗众取宠,确实言之有据。

之所以说王某不构成骗取银行金融票证罪,原因有三:一是因为商贸公司与南京公司和香港某公司、新加坡某公司均签订过真实有效的买卖合同,且合同均已履行,商贸公司以这些合同为基础从银行开出6张信用证,所有信用证均合法有效;二是橡胶公司多次为王某个人和商贸公司提供担保,这些保证合同上有橡胶公司法定代表人宋某和其他股东的签名,并加盖了公司公章,可以证实是橡胶公司的真实意思表示;三是商贸公司无力偿还银行贷款时,橡胶公司已承担保证责任代为偿还了全部银行贷款,银行没有遭受任何损失。事后,商贸公司与橡胶公司及另一公司签订了三方还款协议及保证合同,这是三方当事人之间的民事纠纷,不应以犯罪论处。

王某不构成职务侵占罪的理由同样充分:他将涉案资金中的900万元汇入案外人姚某账户,姚某又将这笔钱中的大部分投资到了青岛某美容顾问公司(以下简称美容公司),而该公司的股东之一就是王某。此外,商贸公司是王某的个人独资企业,王某是唯一股东,他将属于商贸公司的资金投入到美容公司是典型的投资行为,不是犯罪行为,不构成职务侵占罪。

王某不构成挪用资金罪的理由为:长期以来,南京公司拖欠商贸公司4000万元无力偿还。为了还债南京公司计划从银行贷款,但因公司账面没钱、账户没流水银行不批。为了获得贷款,王某安排商贸公司总经理向南京公司汇款710万元以充实账户流水,但万万没想到因南京公司牵扯其他诉讼,这笔钱被法院查封了。商贸公司本想抛砖引玉,把南京公司的账面做“漂亮”获得贷款从而追回欠款,不成想反而遭受了损失,这是检察院认为王某有罪的理由之一。但王某主观方面没有挪用资金给他人使用的故意,只是因意志以外的原因造成了损失。王某作为商贸公司唯一的股东,有权处置公司资金,如果其处置行为给公司造成损失,公司可以以法人人格通过民事方式追偿索赔,与刑事犯罪无关。

“综合以上分析,我们认为起诉书指控的罪名不成立,王某不构成犯罪。”刘均表示。

三罪“打掉”两罪  无期改判四年

上述辩护意见在法庭上引发激烈辩论,控辩双方各执一词。最终,法院认为,被告人王某作为商贸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和实际经营人,利用职务上的便利,擅自决定将公司的1610万元资金挪给他人使用,数额巨大,构成挪用资金罪。

对于公诉机关指控王某侵占商贸公司900万元的主张,法院认为,王某汇入姚某个人账户的900万元,其中大部分款项用于美容公司支付房租、购买医疗器械等物品,少部分被姚某个人消费,辩护人关于王某不构成职务侵占罪的辩护意见应予采纳,但其行为应被认定为挪用资金罪,公诉机关指控的罪名不当应当依法纠正。

对于公诉机关指控王某犯骗取金融票证罪的主张,经审理查明,王某在开办信用证时,安排员工按银行要求准备了相关材料。此后,山东某外贸公司为商贸公司提交了开证申请书、担保申请书、保证合同、借款合同、董事会决议和财务报表等资料。银行按业务操作流程对贷款人进行了实地考核,并通过银行系统流程层层审查报批,该过程与银行行长及客户经理的证言能相互印证。对于获批的前几笔信用证贷款,商贸公司都能按期偿还,只是最后一笔11427.42万元信用证敞口资金无力偿还,由橡胶公司代偿,未给银行造成重大损失,真正遭受损失的橡胶公司已在案发前与商贸公司自愿达成还款协议和保证合同。虽然王某对该指控当庭自愿认罪,但综合全案证据不能证实其多次以欺骗手段骗取银行信用证的严重情节,辩护人关于王某不构成骗取金融票证罪的辩护意见应予采纳,公诉机关对该罪的指控不成立。

最终,法院在王某已被羁押三年的情况下,以挪用资金罪判处其有期徒刑四年,责令退赔商贸公司资金1610万元。

刑民程序不清  亟待梳理明确

“本案的难点在于判断王某开办银行信用证的行为与商贸公司将900万元汇入姚某账户的行为及将710万元汇入南京公司的行为,是民事行为还是刑事犯罪。经过辩护人的积极调查取证,向法院提交了商贸公司出具的投资和股东身份证明、汇入南京公司710万元被冻结的函告等证据,并与法官积极沟通,将一起典型的民事案件从刑事犯罪的歧途上引回民事纠纷的正轨。”刘均介绍。

据了解,刑民行交叉案件既涉及刑事法律规范领域,又涉及民事和行政法律规范领域,个案之间的事实不尽相同,法律也没有刑事、民事和行政法哪个地位更高、更优先适用的明确规定。涉及刑民行交叉案件的程序性问题只有概括性的规定散见于各司法解释中,没有针对具体案件的固定模式,不够清楚和明确。不同司法人员基于不同的主观认识,对案件事实会有不同的观点和定性,这直接影响到程序的选择和适用。因此,刑民行交叉案件中存在着所谓的“先刑后民”、“先民后刑”和“民刑并行”等不同做法。如何适用诉讼程序是一个复杂的专业问题,刑民行程序的孰先孰后问题亟待理论和实务界持续重视,这也是此次研修班的意义所在。

本报记者  刘瑞东  通讯员  高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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