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你阅读了吗？”
阅读，本来只是个人的事情。一个人，读或是不读，读什么书与不读什么书，多读还是少读，或者怎么读，也本是个人精神生活方式的自由。但是，当大量的人醉心于追逐奢侈品、推杯换盏，热衷于上网、刷微博、玩微信的碎片化、快餐式的浅阅读，却没有时间系统、深入地阅读一本好书，阅读问题也就值得全体国人思之。
2015年全国国民阅读调查报告显示：我国国民人均纸质图书阅读量为4.56本，远低于日本8本，韩国11本，法国20本。显然，当下的中国在阅读问题上处境尴尬。
没有文化大师的国度是可悲的，一个不读书的民族更是不可思议的。社会的进步，有物质的现代化，也有精神的现代化。仓廪实知礼节，也需要有让灵魂停歇安居的港湾。尤其在当下，阅读不仅仅是传承文明的行为，更是所有人开拓眼界、培育创新力量的方式。国家主席习近平曾经说过，“读书已成了我的一种生活方式。”
当然，阅读习惯的养成并非一朝一夕之事。我国开展“全民阅读活动”已多年，全民阅读已立法，也早已告别买不起书的年代，阅读与否关键在于个人。
2015年9月21日，由青岛市文学艺术界联合会、中共李沧区委宣传部、青岛出版集团主办，商周刊社承办的第一期“青岛悦读·悦心大讲堂”在青岛五十八中学体育馆开讲。作为首位开讲嘉宾，知名作家叶辛作了题为“阅读和我们的生活”的演讲。在两个多小时的演讲里，叶辛用学者的思辨，讲述了三个小故事，与大家分享他所感受到的阅读。
读书改变生活
当下，全中国都在谈论一个问题：国人读书比例低。尽管政府、党和国家领导人都在倡导读书，但2014年中国人读书的比例仍旧远低于世界上的众多国家。究其原因，是我们把读书看得过于功利了吗？
自古以来，读书就被中国人视为一件雅事。当然，古人读书也有功利的时候，为功名利禄，为进士，为当官，但是大部分古人把读书看成是一件雅事。既然是一件雅事，自然就没有那么多的功利。那么，很多人要问了，读书有什么用呢？
我的叔叔是上海的一个老资本家，他不喜欢我读书。在我初中的时候，只要他看到我读文学书，他总会说：“你读这么多书，有什么用？”实际上，在众多家长看来，大多数的文学书都是闲书。读书不管吃、不管穿，也不能马上改变人的物质生活。
但是，中国古人对于读书又有另一番见解：书中自有黄金屋、书中自有颜如玉……我在贵州农村当了10年7个月知青，其中，6年9个月的时间都是跟农民干一样的农活。那时，从贵州到上海，要坐两天两夜的火车。闲时，火车上的人聊天，互相打听对方的境况，也常常互相猜猜年龄、工作等。但是，从来没有一个人猜我是农民，也没有一个人猜我是知青。我天天在干农活，穿的衣服也不讲究，跟农民差不多，为什么不认为我是农民呢？因为读书，会慢慢改变一个人。
读书作用于人的心理。它改变的是一个人的气质、品位和风度。尽管，今天读《红楼梦》，后天读《红与黑》，或者再读哪本名著，在短期内改变不了你的生活，但从长远来说，它会潜移默化改变你的生活，这就是我对读书的理解。
如今的阅读，是时代的阅读，人人都有手机，手机上天天有海量的信息。但是，随着海量信息而来的，就是各种各样的奇闻秘事，过去叫小道消息。这种阅读，现在有一个流行的说法叫碎片化阅读。当然，在海量的东西当中会有好东西，可天天读这些信息，文学的内容很少。
中国是一个诗词大国，唐朝以前和唐宋元明清，这一千多年留下来很多的千古金句，很多脍炙人口的诗歌。它们的用字也不多，五绝才25个字，相对长的元曲也只有78句，500多字。但是为什么这些很短的诗集留下了，而大量的碎片，随着我们看过就遗失了？
如果要追求文学，还是应该读一点经典的、优秀的、符合兴趣的作品。经典的、优秀的作品很多。2014年10月15日，习近平总书记在文艺座谈会上，像拉家常一样，随口讲出了67个名著，世界上的经典名著更是多得多。为什么读书要符合兴趣呢？好的优秀的，读不进去就不要读，除非要做学问。要读符合兴趣的，明白为什么喜欢这本书，读进去，那么你已经有了收获。
读懂一首歌
在中国，有一首内蒙古民歌，几乎所有的中老年人都会唱，大多数中国人也都耳熟能详，它歌词是“十五的月亮升上了天空，为什么旁边没有云彩……”但是，你知道这首歌为什么这么流行吗？你知道这首人人会唱的歌是谁写的吗？
1996年，我参加了国际笔会亚洲太平洋地区的一个分会。在一个星期的会议结束后，我们应日方笔会的邀请顺访日本。当访问到大阪，大阪作家协会很热烈地欢迎了我们，当天晚上就请我们吃饭。吃到一半时，日方邀请我们去唱歌。开始，他们唱前两首歌曲时，我们听不懂，只是礼貌地拍拍手。但唱第三首歌的时候，我们听懂了，是《北国之春》，一个日本作家搭一个白毛巾，打扮成日本农民的样子，一边跳一边唱。我们也拍手，也是出自礼貌，但也发自真心，觉得唱得很好。
然而，看到日本作家多才多艺，我们很被动。当时，我是代表团副团长，团长是内蒙古自治区的作家玛拉沁夫，他就给我们使眼色。其实，平常我们只知道互相写过什么文章，并没有很深入地了解，尤其不知道大家会不会唱歌。一个女作家站了起来，唱了一首《泉水叮咚》，另一个作家也唱了一首很专业的歌，我们很高兴。然后，日方拿起话筒，唱起了“十五的月亮升上了天空，为什么旁边没有云彩……”，虽然咬字不准，但还蛮好听。我们很惊讶也很得意，日本作家竟然唱起了中国的歌曲。
当晚，因为接到通知，我们都穿着正装，团长也穿得西装笔挺。但当日本人唱起了这首歌，他却跳起了蒙古舞，很是兴奋。我就奇怪，玛拉沁夫今天晚上怎么这么兴奋？晚会结束后，玛拉沁夫就说，“叶辛，回客房以前到我房间来一下”。我以为他要商量第二天与日本文化部部长座谈的事情。结果到了宾馆，他没有跟我商量明天的工作，而是告诉我说，今天他很高兴，日本人唱的“十五的月亮升上了天空……”是他写的。我望着他，“啊？你写的！”
那时玛拉沁夫很壮、很胖，已经是老年人的模样。可年轻的时候，他确实很英俊，既是有名的青年作家，又是县团级干部，还是艺术处处长，而且还没有成家，前途无量。
在那个时代，歌舞团演出之前，艺术处处长会先行审查。在一次审查中，他发现歌舞团一个跳舞的姑娘特别漂亮。当时他没有对象，就老去这个团里审查工作。后来，歌舞团团长就提醒他赶紧向她表白，并答应他，再来审查节目时，会安排他们见面。审查结束后，团长引着他，一个一个握手，握到那个姑娘面前，他就使劲握手，并提出约会，姑娘当即答应了他，约会地点就定在了明晚的敖包。其实，这首歌正式的名字就叫《敖包相会》。会见结束后，他就回去了，又刮胡子，又去理发，还把箱子里面的好衣服棉袍子翻出来，等待明天晚上跟歌舞演员的敖包相会。
第二天晚上，他兴冲冲地去了。天黑下来，才发现情况不对。他说了时间，是晚上，说了地点，是敖包，但没有说究竟是几点钟。夜晚很长，那该怎么办啊？他想，她没有说时间，是在考验考验我，那就一直等。
内蒙古草原的夜晚是很冷的。我不是内蒙古人，但是到过内蒙古草原几次，在内蒙古体验生活，也在蒙古包里住过几个晚上。第一次住蒙古包的时候，我很兴奋，都说内蒙古草原宁静，我就想去看看，结果走出蒙古包十几步就不敢走了，乌黑一大片，看不到一点光，不敢走，赶紧退回了蒙古包。当时，玛拉沁夫在敖包那里等也是这种滋味。
内蒙古有一望无际的大草原，没有明显的标志，在哪里举行那达慕大会、生产大会？敖包。在哪里约会？敖包，就像电影院门口一样。在内蒙古草原有这样一种说法，两个人谈恋爱，悄悄相好，月亮升到中天的时候，心上人就会来。玛拉沁夫站在敖包前，等到月亮升到中天，姑娘还是没有来；等到月亮又西斜了，一直到出现鱼肚白，被冷风吹了一整晚，只能灰溜溜地回去。回去以后，衣服也不脱，一觉睡到下午三四点钟。再回想昨晚的事，认为是对他的教育，也是一辈子的教训，谈恋爱不能这么谈，还得培养感情。经过思考，他就把昨天晚上的感受，写了几句诗，“十五的月亮升上了天空，为什么旁边没有云彩……”听完我讲的这个故事，再听这个歌词，真是每一句都道出了他的心声。
过了不久，他的一部中篇小说，《草原上的人们》被改编成了电影。电影拍完了，导演对他说，“你这么年轻，小说在《人民日报》发表，现在又改编成电影。电影中，男女牧民在招工的过程中，有谈恋爱的情节，你最好能写一首反映青年恋爱的歌词，写了歌词以后，我请我们厂里最好的作曲家，给你谱上曲。”他说：“我只会写小说，哪里会写歌词呢？”导演鼓励他，这么好的小说都写出来了，写歌词几句话怎么写不出来呢。他回家以后，冥思苦想也写不出来，就睡了觉。半夜醒来，他突然想起了前两天失恋时写的诗。拿出来一看，觉得蛮有味道！抄一抄，押上韵，第二天就交给了导演。导演看完，一拳就砸他肩膀上，说“还说你不会写歌，你这个写得真好，我让厂里最好的作曲家给你作曲。”后来，作曲家去内蒙古采风，就配成了我们现在听到的这首歌曲。
说读书，为什么把这个故事作为第一个小故事呢？读书，要读进去。读一首歌，都要了解这是怎么来的；读书，更要求解，尤其是经典的优秀的作品。不是所有经典作品都好读，有的很难读。有的书，从头到尾都读不完，就选择喜欢的。你热爱的好书，读完一遍以后不妨多读几遍，把这本书的“营养”变成你的东西。为什么呢？女孩喜欢的书男孩不一定喜欢，男孩喜欢的书，女孩也不一定喜欢。人形形色色，作家也是一样。我喜欢这个作家，他喜欢那个作家，你喜欢的作家代表作，你一定读，至少要让你的阅读得到一个答案。你为什么喜欢这本书，肯定这本书里有打动你的东西。
读书实际上是一个很个性化的事情。举个例子，两个人谈恋爱可以到电影院看电影，也可以一起去看戏。两口子爱得再深，不可能捧一本书一起读。所以读书，尤其是文学书，你一定要挑选符合你性情的书。
读懂一部交响乐
我讲的第二个小故事，是关于一部交响乐的故事。这部交响乐人人都知道，尤其在度过了2015年9月3日，即中国人民抗日战争和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0周年以后，所有人都知道了交响乐《黄河大合唱》。这是中华民族的交响乐，中华民族的乐曲。
但是，如果要问一句，《黄河大合唱》是谁谱曲的？大多数都知道是冼星海。如果问歌词是谁写的？一般人却并不知道。歌词的作者是光未然同志。这是笔名，他原名张光年，是上世纪80年代中国作家协会的党委书记，也是老革命，有名的诗人。因为工作关系，我在上世纪80年代初担任过中国作家协会理事，张光年当时是我们的领导，党组书记。今天我要讲《黄河大合唱》曲子怎么写出来的，歌词怎么写出来的，这些都是张光年亲口告诉我的。如果你读懂了《黄河大合唱》，也就读懂了阅读。
那一年，我在上海，接到了作家协会办公室的电话，张光年要来上海，我负责招待。过了几天，张光年和老伴来到上海，提出要看看改革开放以后上海浦东的面貌。于是，我就安排了游览上海浦东的三天日程。
那时候，上海最高的金茂大厦刚刚建好，我就陪着他登上了金茂大厦。之后，我在陆家嘴绿地中间安排了半个小时的喝茶时间，张光年一直静静地看着风景。他对我说，坐到这里，看到浦东这样的气象，各不相同的高楼，他很高兴。他告诉我，“我到延安去追求革命理想，要三次渡过黄河，还要躲过日本鬼子的枪弹。我是小个子，拿刺刀跟日本鬼子拼，我又拼不过人家，于是我就想方设法写了一首歌，鼓舞士气。”
三次渡过黄河以后，他完成了《黄河大合唱》的歌词，“风在吼，马在叫，黄河在咆哮……”那时，他也只有二十多岁，写了《黄河大合唱》，想要鼓舞军民来唱，就拿给周围的人看。周围的人却认为歌词像马路上的三句半，否定了他。他就想到，把歌词拿给一个大艺术家看。
这个大艺术家是谁？那就是冼星海。那一年，冼星海刚刚到延安，已经写了很多好的歌曲。当时中国有名的作曲家，除了聂耳就是他。张光年跑到延安，来到冼星海的住处，请冼星海帮忙看歌词能否谱上曲子。冼星海一看歌词，对他说，好久没有读到这么好的歌词了。张光年说，“真不愧是大艺术家，好多人说我是写的三句半。你帮我把曲子谱出来。”但冼星海却说我谱不出来。追问原因，是因为营养不好。冼星海告诉他，“在延安，我的住处老鼠天天晚上跑，怎么有细胞写出曲来？写不出！”他还提出，想天天吃老母鸡。当时，张光年无法同意，只能回去。
不久，冼星海做曲要天天吃老母鸡，还要喝汤的事，一下就传开了。传到了毛主席耳中，毛主席就把周扬、张光年他们几个叫去，“听说你们传得很盛，怎么了？”他们就向毛主席作了汇报。毛主席很开明，认为正需要这种抗日歌曲，同意了冼星海的要求。冼星海提出要吃一个月的老母鸡，结果，吃了半个月，不但完成了《黄河大合唱》的谱曲，还亲自担任总指挥指导排练。在演出的第一个夜晚，毛主席也说“我们都去看，吃老母鸡汤谱出的曲”。也就是从那一个夜晚开始，《黄河大合唱》唱到现在，在人民大会堂的金色大厅，在首都大剧院，在上海大剧院，在全世界演出；上海乐团，中央乐团，越来越多的乐团都在唱着。用老母鸡汤代替稿费换来的交响乐，唱到今天，已有七十多年。
那么，我讲这些是为了什么呢？作家写一本书，作曲家写一首歌，诗人写一首诗，都不是一件容易的事。他需要情绪，需要条件，还需要一些怪要求。很多文人，都有一些怪脾气，我也是。在上海作协的工作，让我接触了从二十多岁到八九十岁的青老年作家。这些作家，各种各样的脾气都有。文人作家都有点怪脾气。
读懂 一栋楼
我最后讲得一个小故事，叫读懂一栋楼。这栋楼要读，而且只有三个字——“岳阳楼”。
多年前，我在上海研究院文学研究所任所长，应院长的要求，去岳阳一所大学里讲了一堂课。讲完了课，校长请我去观赏岳阳楼。作为我们国家三大名楼之一，岳阳楼确实值得一看，尤其是“岳阳楼”三个题字，写得特别好。陪同的校长告诉我，这三个字有一个长长的故事。从岳阳楼回来，校长请我吃岳阳小吃。十几道小吃吃完了，他才把这三个字的故事讲完。这是一个跟读书有关，跟写字有关，跟创作也有关的小故事。
1949年解放时，岳阳楼已经被破坏得一塌糊涂，与今天岳阳楼有着天壤之别。解放之后，岳阳楼重修，岳阳市民提出重新请人题字。湖南人说给岳阳楼题字，一下子就想到了毛主席。但是请毛主席题字并不容易。
机会一晃而来。1961年3月，中国人民解放军大将、副总参谋长陈赓去世。一个职工拿了讣告跟领导请假，原来他是陈赓大将的亲弟弟，要去北京参加追悼会。领导批准了他的要求，同时又交给他一个任务，让他在毛主席参加追悼会时，提交题字的报告。弟弟在握着毛主席的手时，却激动地忘记了自己的任务。幸运的是，毛主席第二天下午在怀仁堂会见家属，他还有机会。
第二天，家属们到了毛主席办公室，看见毛主席正在跟一个老人讲话。看到他们后，毛主席就过来与家属握手，并询问家属有什么要求。陈赓夫人回答，一家人没有什么要求，只是陈赓弟弟的单位想请主席题字，弟弟赶紧将市里面准备好的材料送到毛主席手里。毛主席认为，岳阳楼是千古名楼，也是文人墨客喜欢登的地方，自己题不合适，提出让郭沫若同志题字。弟弟一想，只要毛主席开了口，谁题都合适，回去汇报就可以。他同毛主席说，“郭沫若同志写当然好了。但是我们老百姓哪里能见到郭沫若呢。”毛主席一指，原来刚刚同毛主席说话的老人就是郭沫若。在毛主席年谱、郭沫若的年谱上都写着，毛主席1961年3月30日在怀仁堂跟郭沫若谈长征诗六首。就在当日，陈赓家属也来了。
弟弟回到家乡，向领导作了汇报。毛主席让郭沫若题字，郭沫若很认真，从上写到下，从左写到右，一口气写了六幅，用一个大信封装着，上书“湖南省岳阳市岳阳楼风景管理区收”。风景区领导很高兴，打开一看，却发现不行。书法有一个麻烦的地方，越是认真，越是达不到效果，郭沫若写得太认真了。国务院副总理，毛主席让题的字，又不好退稿，该怎么办？做上去怕不好看，也怕影响郭沫若的声誉。
中国人碰到一个难题，有一个办法就是开会。于是，岳阳领导召集岳阳市、湖南省的书法大家开会想办法，如何将这几个字做到匾上去。书画大家都在想办法，但一筹莫展。会议从上午八点钟开到十二点，想不出，散会，把问题带回去，再想办法。过了两三天，再召集大家一起会诊，还是没想到办法，大家都准备灰溜溜地走了。这时，一个老人说我有办法。什么办法？大家很勉强地坐下来，老头拿起那个信封，指着封皮上“湖南省岳阳市岳阳楼风景管理区”一行字，这上面的“岳阳楼”写得怎么样。大家看后，一致说好。后来，做到匾上的三个字，就是信封上的三个字。
走南闯北，飞来飞去，我听到各种各样的怪怪的故事很多，不是所有的故事都有含义的。为什么这个故事我一听就要讲呢？因为故事背后有道理：创作，还有率性的一面。郭老写那三个字很认真，可越是认真越是写不好。书法是这样，画画也是这样，有时候创作作品也是这样。优秀的作品，往往是率性而为创作出来的。
我兼任上海市文联副主席，文联下属有一个美术家协会，有时候他们开画展、搞笔会，我也参加，交了一些画家朋友。其中，一些有名的画家，你让他画画，对他说，“你的画很值钱，一尺就要20万，请你给我画一张”，他不画。相反，他高兴了，喝了一点酒，不拿钱给他，他马上写字、画画。为什么？他要寻找他的率性。写作跟画画、写字，尤其写毛笔书法和作画，更讲究率性而为。我有一个小说家的想象：郭老写完了字，肯定会跟警卫员说，你去盖上章，让他们挑选。而当他任务完成了，拿过信封，真性情出来了，写起来一气呵成，最好的字就写出来了。创作，不要忘记率性而为；读书，要读出作家的神来之笔，读出率性而为，这样就算读到家了。
读书是一件雅事。但是这件雅事要做好，要读进去，不是那么容易的。
（本刊记者李菲根据录音整理，未经本人审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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